「後九一一」的臺灣安全問題

 

 

(作者徐永明先生為中研院社科所助理研究員)

 

  就在美、英積極動員戰爭機器,繼摧毀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之後,俟機發動推翻伊拉克海珊政權之際,臺灣國防部公佈了「國防白皮書」,以境外作戰取代原本的海岸防衛固守,作為國家安全戰略基準的新指標。許多論者認為這是臺灣攻勢國防概念的先聲,以追求有限的攻擊能力取代海島防衛,而這個所謂斷裂化的革新,其原則仍延續傳統的戰爭動員概念:以臺灣本島的海岸線作為國防的分界點,分為島內外兩個概念,基本上仍將本島視為第二線,但從九一一事件衝擊所衍生的戰爭概念,以及臺灣處境的特殊性,以島內與島外作為戰爭動員的兩個層次,在目前的衝突結構中,其優先順序與界線已經重新改觀了。

 

九一一事件代表新戰爭型態出現

  這個白皮書的重整在九一一事件後尤其顯得重要,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因為九一一事件代表新興戰爭型態的出現,以具規模的組織性恐怖行動取代正規的戰爭衝突,所造成的民眾心理衝擊難以預料,是新的心理戰,戰爭的前線拉到民間。再者,這個事件的後續反應包含報復與反報復,則是提醒我們,全球化的新世界中,敵對國家的戰爭衝突不一定需要在本土上發生,九一一事件所帶來的衝擊,不單間接地影響了世界各國在經濟與運輸部門的運作,往後的衝突例如核生化的反報復與金融資源的攔截,則是可能在世界各地發生的。換句話說,國與國的衝突界線已被跨國的組織與聯盟所取代了。

 

民間心理整備比有形國防更重要

  這些教訓還原到臺灣的處境中來看,我們所面對的主權威脅,也不是傳統戰爭的架構所能理解的,首先前線與後方的分別非常模糊,以歷史的眼光來看,臺灣的民主化過程中如果形容為臺灣主權的保衛戰一點也不為過,此時此刻後方即前線,尤其在「一國兩制」的宣傳攻擊下,民間心理的整備絕對比有形國防武力的對抗更重要,也就是前線與後方的優先順序也已被顛覆了。

  而這樣新型態的臺灣主權爭奪戰,在政權政黨輪替後更是進入新的階段,過去中共的飛彈與言詞的恫嚇旨在震懾人心,以影響臺灣內部政治發展的方向與路徑,但是自從去年總統大選後,中共對臺灣選舉的參與出現了新的管道,即在軍事、外交之外,開闢了經濟統戰這個面向,配合中國大陸市場的崛起,透過兩岸經貿的密切往來,以及全球化趨勢下的資金自由移動,企圖繞過臺灣選民,對經濟、社會部門、政治人物,乃至政黨進行收編,而目前低迷的景氣更是提供了「中資」進出臺灣的良好溫床。

  基本上中共經濟統戰對臺灣的影響有三個戰線:宏觀經濟秩序的影響、中層社會部門的整編,以及個別政治人物與政團的收買,所謂宏觀的介入,乃是透過日益自由化的資本市場,來影響臺灣股匯市,並進而控制經營的主導權,對經濟秩序產生影響,以製造政治上的風險與不確定性。而在宏觀介入的過程中,透過資本的輸入以影響特定產業:如媒體、策略性工業與運輸業等的經營方向,達到對社會部門的整編,培養因經濟利益而親中的社會群體,這在近來上海熱的推波助瀾中可見一斑。最後,也是最直接的,是以對候選人、政團,乃至政黨的財務支持來進行菁英的收買,成為政治上的代理人。

 

面對新挑戰 成立反經濟戰部門

  這些傾向的分析都是在對市場、社會部門與黨政團體的行為觀察中,可以見到端倪的。因此在「後九一一」的戰略環境下,應該在兩岸進入WTO之後,成立專責的「反經濟戰」部門,有效地對社會部門進行溝通、對經濟管道進行管理與領導、與政經菁英進行對話,以面對新型態的安全挑戰,這些面向大概是下一本國防白皮書所必須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