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是古時大臣向皇帝陳述建議、進獻謀略的一種文體，回應皇帝詔命的稱「對策」，主動向皇帝獻說的為「進策」。「教戰守策」的作者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生於北宋仁宗景祐三年（西元1037年），卒於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西元1101年），年64歲，是歷史上公認文學藝術造詣最傑出的全才大家之一，計有3千多首詩、詞及大量散文傳世。
仁宗嘉祐六年（西元1061年），蘇軾在參加制科考試時提出「時務策」25篇，內容涵蓋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國家大計，「教戰守」則是其中一篇，以北宋面臨的國家安全情勢及前朝覆亡教訓為背景，提倡國家於承平時期，政府及民間社會應保持憂患意識，並使民眾接受軍事訓練，學習攻防戰守等技能，才能應對突發戰事，處變不驚，臨危制亂。
一、「教戰守策」的主要論點
（一）居安思危：「教戰守策」開頭明言：「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點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道理，並引出「教戰守」的重要性。蘇軾完成「教戰守策」時，宋朝已有百年歷史，雖然北方外患始終虎視眈眈，但社會習於承平安樂已久，蘇軾明白這種逸樂心態的危害更甚於強敵威脅。
（二）國防教育：基於上述憂患意識，蘇軾引證古時君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懾。」運用農閒之餘教導人民戰技及戰術，讓人民平時習慣戰鬥，如此才能在面臨危難時應付自如而不致驚恐、崩潰；反之，如果「畏兵太過」，則不堪一擊，反映「教戰守」的必要性。
（三）忘戰必危：蘇軾再以宋朝當時面臨西夏、契丹強敵壓境的國際情勢，洞察戰事終將爆發，提出「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是以蘇軾希望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對人民「教以行陣之節」、「授以擊刺之術」，並在歲末聚於郡府，如古時都試（漢代的閱兵制度）的方式，分出勝負並給予賞罰。雖然可能造成民眾短暫不便，但卻能度過危局，顯見「教戰守」的急迫性。
綜合蘇軾所述，其盱衡時勢，反駁戰事遙遠與國防擾民等迂腐之見，逐層論述「教戰守」的重要性、必要性與急迫性，對當時北宋朝政而言，不僅振聾發聵，對後世國防教育論述更具深遠意義。
二、全民國防的發展
（一）全民國防思維溯源：以往學界探討各國全民國防政策時，常以瑞士、以色列等國為例，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實行相關作法卓有成效，可為成功典範。但事實上，全民國防理念並非現代專利，我國全民國防政策也不僅汲取自先進國家；追本溯源，全民國防乃是我國固有軍事傳統的一部分，從許多全民國防論述著作引言可知，蘇軾「教戰守策」的論述精髓即為其中代表。
（二）傳統全民國防背景：我國自古以農立國，面對遊牧民族長久以來的侵擾，自然形成「寓兵於民」傳統。由「教戰守策」的論述可知，「先王知兵之不可去」，常使民眾習武團練，則可保國祚綿長、社稷穩定，凡開國盛世皆源於此；「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為王者之盛節」，終使民心委靡不振，一遇危機即獸奔鳥竄，太平不復，凡亡國衰敗皆因此故。
（三）我國當前的全民國防：我國國防法第3條：「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執行災害防救及與國防有關之政治、社會、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據此，我國訂定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及施行細則、全民國防教育法及相關辦法等規範，以推展全民國防理念、教育與實務工作，各項法規已臻完善，和各國相較毫不遜色。
三、全民國防為「教戰守策」的實踐
「教戰守策」作為我國全民國防軍事傳統的代表論述，對現今全民國防政策延伸以下啟發：
（一）居安思危、防患未然：當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舉凡恐怖攻擊、疫病、重大公安事件、地震、因氣候變異導致的天災等，其難以預測的突發性已成為人民日常生活最主要的潛在危機。就當代而言，「教戰守」並不僅限於軍事層面，更包括應對非傳統安全有關事務，如緊急避難、各類突發狀況處置等；我國已訂定「結合民防及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執行災害整備及應變實施辦法」，彰顯居安思危，才能有備無患。
（二）全民國防教育價廉效高：全民國防的具體意義在於鼓勵全民參與，共同厚植國防潛力、支持軍事建設、凝聚防衛意志，讓人民的力量成為最強大的安全防衛體系。尤其在面對多重威脅衝擊時，透過全民國防教育將軍事專長、災害防救與心理素質等訓練投注於社會大眾，即能「儲戰力於平時、寓兵力於民間」，於危急時發揮關鍵成效。
（三）兵凶戰危的國際情勢：當前國際情勢詭譎多變，尤以我國所處的西太平洋存在多處衝突熱點，包括朝鮮半島核武危機、東海與南海主權爭議，加上中國大陸不斷進行軍事實力擴張，均有可能一夕間引發意外衝突。由眾多國際實例可知，唯有平時做好萬全的國防準備，才能從容應對不測之災，這也是「教戰守」方能安民的道理。
歷史上北宋並未採納蘇軾建言，結果在「教戰守策」提出65年之後遭逢「靖康之難」，不僅導致宋室南遷，徽宗、欽宗二帝更為金人所擄，國亡家破，印證蘇軾所言「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為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
早在西周時期的「易經」已指出：「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至戰國時期成書的「司馬法」也提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且「兵不可廢，廢則召寇」。「教戰守策」的觀點與這些名言，不僅一脈相傳，形成我國軍事傳統文化的特色之一，也說明我國推動全民國防自有其根源與價值，且為確保國家安全的必然途徑。
鄒文豐／青年日報 105年7月23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