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人類過度開發大量資源，造成生態環境的傷害，並且面臨環境惡化所帶來的衝擊。環境問題往往是跨區域性及全球性，並非單一個人、團體、國家所能單獨處理，必須透過多邊協商、共同研討，才能建立多邊機制處理全球環境議題，如蒙特婁議定書、京都議定書的簽訂等。
面對這波綠色潮流及國際機制的運作，我們可藉由以下方向尋找契機：藉由改善環境、推動保育工作，強化我國國際形象及地位，進而加強與他國的關係；在環境保育和經濟發展間尋找互利的新外交思維，最終達成開拓國際活動空間、臺灣永續發展的理念。
一、我國對京都議定書的因應之道與綠色商機
（一）溫室氣體排放減量：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訂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目的在控制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以減緩氣候暖化所衍生的連鎖效應。1997年通過具有約束力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已於2005年正式生效，訂定出主要國家於2008～2012年間達到溫室氣體排放減量的期程目標。
（二）彈性機制形成的誘因：雖然京都議定書的成效普遍受到質疑，但在其框架下設立的三大彈性機制，即第6條所提的「共同減量」、第12條的「清潔發展機制」及第17條的「排放權交易」（碳交易），被國際市場視為商機。透過碳交易形成二氧化碳減量排放的市場誘因及機制，可有效達到律定的減量目標；在有利可圖的條件下，也帶來客觀的商業利益及新的投資利基。
（三）全球化浪潮的影響：臺灣雖然不是環境公約的簽署國之一，但在全球化時代下，也很難置身於國際事務之外；因此對於國際規範的建立，必須審慎思考對臺灣所衍生的影響。
（四）未雨綢繆，有效減碳：臺灣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全球或亞洲地區都是榜上有名，為避免該議定書規範危及我國國家利益，政府機關應在國際組織未明訂各國的每年碳排放量配額前，主動協助企業積極參與清潔發展機制，並與美國、歐盟等已開發國家進行協商合作，以確實達到減排效果。
（五）經濟利益與國際形象的提升：對臺灣而言，不僅能從已開發國家獲得大量資金及技術支援，更能藉由碳權交易獲得可觀的商業利益。再者，有效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能使我國成為一個善盡義務的國際行為者，為全球氣候變遷貢獻一份心力，有助於提升我國的國際形象，也能降低減排成本及減少碳排放規範對企業的衝擊，維持我國經濟發展。
二、善用亞太經濟合作機制為著力點
（一）亞太經合會的綠能宣言──雪梨宣言：2007年9月，亞太經合領袖高峰會議（APEC）於澳洲雪梨舉行。主辦國澳洲把能源與氣候變遷列為高峰會討論的重點議題之一，而該會議也針對能源安全、氣候變遷與潔淨發展發表了「雪梨宣言」，內容主要在表達對氣候變遷及能源安全的重視，以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為因應全球氣候變遷的平臺，藉此達成降低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與支持經濟成長和發展的目標。
（二）我國宣示主權、拓展外交的管道：雖說亞太經合會屬於論壇性質，決策方式是以「共識決」和「自願性」為基礎，且決策機制是由下而上，並以貿易投資自由化、貿易投資便捷化及經濟技術合作為三大支柱，所倡議的計畫也多與經濟合作有關。亞太經合會同時是亞太區域最重要的區域組織、全球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地區，也是臺灣政府部門參與最多、參與層級最高以及參與活動最廣的國際機制。因此，我們應善用亞太經合會的機制。
為避免京都議定書所設定的三大機制危及臺灣經濟利益和國家發展，並面對環境議題漸成為世界主流所可能產生的連帶效應，亞太經合會也開始重視該項議題對亞太區域的相關影響。對我國而言，亞太經合會必然是綠色潮流下的一大環境外交契機，也是我國面對全球環境議題最重要的著力點，更是降低其他全球事務對臺影響程度的最佳途徑之一。
※注：
碳交易：是京都議定書為促進全球溫室氣體排減，以國際公法作為依據的溫室氣體排減量交易。這種交易以每噸二氧化碳當量（tCO2e）為計算單位，所以通稱為「碳交易」。
簡立祐／青年日報
97年6月13日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