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個代表的影響

(作者高輝先生為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

中共十六大重要的作為之一,是將「三個代表」說列入黨章,成為中共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之後,整個理論鏈的最新一個環節。此一作為發生的影響和作用可能有很多層面,然而「三個代表」說對中國共產黨的政黨屬性以及爾後的發展路線造成或將會造成的影響,則殊值重視。

只有第一句符合傳統共黨理論

  中共十六大在黨章修正案的決議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段文字,只有第一句話「中國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符合傳統的共黨理論,之後的說法,則是此次大會「與時俱進」所「創新」的內容,其中指出中共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最廣大人民利益」就是著名的「三個代表」。簡單地解釋,先進生產力泛指企業家(或資產階級),先進文化泛指知識分子(以前的臭老九),最廣大人民(相對於工人一個階級)。

  按照如上的說法,以及中國大陸學術界的意見,「三個代表」說寫入黨章,代表中共從「中國工人階級」黨演變成「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黨,也就是從「階級性政黨」演變成「全民性政黨」。階級性政黨的概念涵含「階級鬥爭」的理論,不同的階級(或政黨)之間勢必是鬥爭的關係,或者是「革命」與「反革命」的關係。所以階級性政黨基本上應該會自我定位為「革命黨」,而不會自我定位為「民主政黨」。民主政黨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透過民主選舉來競爭執政權的關係,不能以「革命」與「反革命」來定位,而是以「執政」與「在野」來定位,「在野黨」自然也是「反對黨」,但不是「反革命」。

  中共從文革結束後,就揚棄了「階級鬥爭」,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然而既然揚棄了階級鬥爭,中共據以自居領導地位的「四個堅持」理論體系,也就發生矛盾與鬆動。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性應運而生,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以「黨政分開」為重點的政改方案曾由趙紫陽大力推動過,然中輟於八九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重新出發於十三屆四中全會,江澤民臨危受命擔任總書記,所以此次十六大在黨章修正案的決議文中也指出,「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加深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和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認識,積累了治黨治國新的寶貴經驗,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大陸政治體制改革節奏勢將加快

江澤民在位十三年積累治黨治國的經驗後,為什麼要將中共從階級政黨轉化為全民政黨?根據大陸學者的分析,是為了擴大和穩固中共的執政基礎,因為中共體認到,可以馬上得天下,但不能馬上治天下,奪取政權靠「革命力量」,維持政權則要靠「執政能力」,執政必須發展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更要結合不同階層的廣大人民。所以更深一層而論,除了轉型為全民政黨外,中共也自詡從「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這對中共來講,中共目前自居的「執政黨」,可能會是共產黨從「革命黨」轉型為「民主政黨」的重要過渡典型。

  民主政黨不是執政黨就是在野黨,在野黨是天生自然的反對黨,反對黨隨時有可能透過民主選舉取得執政權。而中共自十三大以來,有執政黨的提法,但沒有反對黨的提法,不執政的「民主黨派」可以「參政、議政」,可以「民主監督」,但不能取而代之。中共現在自我定位為不分階級代表全民執政黨,那麼理論上就存在另一個合法競爭的全民政黨的空間,這意味著中國大陸在政治體制上改革的節奏將會鮮明強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