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政爭的演變及其對軍事將領的影響

軍訓通訊第六二九期 大華技術學院教官 田金昌

　　南宋聯蒙古滅金後，重蹈聯金滅遼的覆轍，雙方形成直接對抗的態勢，理宗端平元年（西元一二三四年）發起汴洛之役與蒙古開啟戰端後，雙方兵連禍結，交戰長達四十五年，由於南宋大臣間對蒙古政策主張各異，引發黨派之爭，國防人事及策略與內部政局的變化相互牽扯，對宋造成不利影響。宋元戰爭歷經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就南宋政爭的演變而言，大致上可區分為前期主戰與主合之爭、中期守淮與守江之爭與末期賈似道專政三階段。

一、前期和戰之爭

　　南宋孟珙應蒙古攻金主帥塔察兒的要求，派兵合圍殘金的最後據點蔡州。同時理宗親政，擬訂對蒙古的和戰政策，便成為朝中不同派系角力的焦點，牽扯出一連串的政治紛爭。最初理宗以昔日的老師鄭清之為相，當時執掌淮東邊防的趙范、趙葵兄弟與鄭清之有師生之誼，二趙力主乘中原局勢未定之際揮兵北伐，奪取汴京和洛陽，但不到三個月即大敗而回。北伐失敗後，鄭清之與趙范、趙葵將責任推向主和派將領。由於與國防相關的各種權力都在中央的控制之下，執政者很容易在財政、軍隊管理、軍功奏報等方面牽制制置使，當時宋元戰爭已經開始，部分將領卻為黨派之爭而難以施展，此乃導致戰爭宋軍潰敗的主因。

　　端平三年（西元一二三六年）以後，因宋軍在戰場上屢遭挫敗，理宗便以和議取代戰爭，主和派的史嵩之被任命為相，開始打擊與他不合的制置使，首當其衝的是淮西制置使杜杲，原因是杜杲上奏表示和談只是蒙軍的詭計，令史嵩之十分難堪，因此指使臺諫彈劾杜杲，這位堅守淮西，屢立戰功的將領被理宗奪去兵權。杜杲經此打擊，遂無意仕途，終老田園。至於素來與史嵩之不合的淮東制置使趙葵，自覺大難臨頭，以母喪為由辭官歸里。

　　淳祐四年（西元一二四四年），史嵩之遭父喪，史家長期掌政，令不少人感到不滿，反史派積壓已久，自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迫使理宗下令史嵩之歸喪，任命清議派的范鍾、杜範為左右丞相。反史派既當權，與史嵩之親近的將領自然受到排擠，史嵩之舊部京湖制置使孟珙，處境因而變得惡劣，而孟珙建議建築書院以安頓逃難士人的計畫，立即遭到當權者的阻擾，一氣發病而死。

二、中期守淮與守江之爭

　　壽春之役後，南宋與蒙古已演變成須以戰爭來解決問題，此時期南宋對蒙古國防政策，出現了守江與守淮之爭，守江派對邊防的看法比較保守，堅持守內虛外的戰略，認為出兵北進將導致根本空虛，動搖國本。淳祐十一年底（西元一二五一年），守淮派右相鄭清之去世，理宗以守江派之謝方叔、吳潛並相，在此之前執行鄭清之北伐政策的李曾伯和余玠，便成為謝方叔等人的心腹大患。當時四川軍力、財力在余玠的經營下皆已復甦，不須再朝廷調兵、運餉支援，而余玠長期總理四川軍、財、政大權，個人又喜便宜行事，讓理宗懷疑余玠有自立為王的可能，於是決定召回余玠，造成余玠一夕暴卒。

　　當余玠受到猜忌的同時，李曾伯亦上書請辭，主要是因為襄陽防務的政策不再受到支持。此一時期，蒙古正積極籌畫對宋發動全面進攻，蒙哥親自率兵攻四川，蒙軍長驅直入，進展甚速，後因蒙哥病死於釣魚城下，忽必烈為了奪取可汗之位急欲北歸，賈似道此時正屯駐黃州，私自遣使請和，願以長江為界，歲貢銀二十萬。蒙軍北去後，賈似道諱和為勝，以大捷上奏，理宗便以賈似道再造王室之功，任命為相，執掌朝政。

三、末期賈似道專政

　　賈似道入相後，為了確保權位，便意圖獨掌邊防事務，於是打擊熟悉邊防事務的元老大臣，將他們逐出朝廷，使自己成為最具邊防經歷的朝臣，造成開慶元年間負責國防的將領，除了馬光祖和呂文德外，其餘全部去職。許多久掌邊防的文臣、武將均遭打擊，無法再展長才，賈似道將自己塑造成為唯一能應付邊防的朝臣，成為晚宋最有權勢的丞相，德祐元年（西元一二七五年），賈似道下臺後，南宋已岌岌可危，不到十個月，恭帝投降，南宋滅亡。

四、南宋政爭激烈，將領更迭頻繁

　　南宋朝中政爭激烈，將領人事更動頻繁，不同派系對國防政策與人事各有堅持，將領的任免往往不依其才能、政績，而是考慮黨派立場和私人關係。將領在朝中有強大的奧援便可長期任職，即使作戰失敗亦能逃過處分；相反的，與當權者不合的將領就算有再大的功勞，亦會遭讒毀罷官，南宋戰績最大的三位制置使余玠、杜杲和孟珙都因政敵的打擊而下場淒涼。

　　將領的權位既深受政爭的影響，因此掌握朝中政情的發展，對南宋的將領而言有時甚至比應付敵軍更重要。所以，南宋各將領都派有專人負責打聽朝廷的動向，並以大量金錢交結權貴，使南宋賄賂交結之風盛行。將領既要花大量金錢來交結中央的權貴，以確保自己的職位及減少牽制，無怪乎南宋軍政的積弊長期無法改革，戰力無法提升，終難逃戰敗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