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屆文藝寫作班秋季班-寫作進修班

虛構的真實‧非虛構的浪漫

朱和之主講（2017.11.18）

對於虛構和非虛構的定義，講題「虛構的真實‧非虛構的浪漫」正好點出這兩類主題所需的要素：虛構的作品要足夠真實才會好看，非虛構的作品則要添入浪漫的成份，才能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獲得趣味性。以理應真實的史書為例：《史記》作為中國傳統史學的最高標準（影響力甚至遍及整個東亞文化圈），決定了未來二十五史的基本格局，卻參雜了許多不可能被記錄下的耳語之詞。縱使如此，我們並不會因為這些虛構的成份而降低對於史記的評價，它甚至達到了一種「文學的真實」。透過全面的考證與對人性的理解，所揣摩出的「文學的真實」，其價值絕對不會輸給非虛構的文本。

1914年花蓮「太魯閣蕃討伐事件」中，時任臺灣總督左馬太曾在前線墜崖受傷，討伐結束後返回日本和天皇報告戰果，在日本逝世後葬於仙台；在老太魯閣族人的敘述中，卻認為佐久間在作戰時被太魯閣戰士射殺，並將日本人用於紀念將領功績的「佐久間神社」當作其身亡之地。口述歷史雖有其稗史價值，但和史實（當年在台北城所拍下的「理蕃凱旋」照片為證）的出入，也顯示出其危險性。

細細探究各類文類的性質，可以發現我們過往所以為的「非虛構」文類，其實並不一定是真實的，日記、自傳、書信甚至回憶錄等等，都有可以被虛構的可能性。以臺灣分類非韻文文本的方式：散文與小說，其實也是文學獎制度下的分類──「小說應是虛構的」與「散文應是非虛構的」。甚至有人認為「虛構散文就是沒寫好的小說」──這種說法也的確有其脈絡可循，通常評審在評論散文時，會容許較鬆散的技法與結構，不若對小說的要求之嚴謹。這當然會使得讀者或評審在讀完作品後有種受騙之感，然而任何文學獎的規章上都不會寫著「小說一定要是虛構的」或「散文一定要是非虛構的」。朱和之老師認為，「虛構」與「非虛構」之間其實並無明顯分野，「好的虛構作品往往建立在強大的現實上，它的情節有時甚至更貼近現實情境與人的真摯感受」。以作家高陽為例，他的歷史小說在典章制度上的描寫非常詳細，使得讀者如臨現場，透過這些細節營造出高度真實感的場域，讓虛構的情節與人物刻劃更有說服力。「虛構」與「非虛構」兩者之間不僅在本質上難以區分，技巧亦高度重疊，內容邏輯也十分相似。

「為什麼人們普遍認為，寫作中的創造性專屬於詩人和小說家？我想說，歷史作家對他的寫作對象用心之深，包含的創造力一點兒不亞於小說家寫作時運用的想像力」、「非虛構（Nonfiction）聽起來就像那些定義完虛構（Fiction）剩下的東西」──Barbara Tuchman

朱和之老師在寫作《鄭森》一書時，參考了鄭氏部將楊英《先王實錄》、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荷蘭土地測量員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梅氏日記》這三份史料。比起我們所熟知的形象，這些史料對於鄭成功的描述卻更像是一位殘酷的軍頭：「（鄭成功）用法嚴峻，果於誅殺；於是人心惶惶，諸將解體。」《海上見聞錄‧卷二》。在朱和之老師的統計中，約有八十位是有名有姓的部將因犯錯而被鄭成功誅殺，這和我們過往所認知的「民族英雄」、「偉大人物」形象是有出入的。換個角度來說，鄭成功在六歲時被迫離開母親與兒時的生長環境，到泉州時「諸季父兄弟輩數窘之」的痛苦童年與不純的血統，也使得他加倍努力融入明末的儒家社會──拜錢謙益為師，受隆武帝賜姓賜名、封儀同駙馬都尉──他必須比中國人更像中國人，才能說服麾下部將在「驅逐韃虜」的戰役中聽令自己。他在母親受辱時的駭人舉止，更顯現出他性格的極端，黃宗羲《賜姓始末》載：「（鄭成功）用夷法剖其母腹，出腸滌穢，重納之以殮」。國族、原鄉與文化的矛盾、恩師與生父決定降清和生母悲慘結局的矛盾，海洋與陸地思維的衝突、身份認同的衝突，這一切壓力將鄭成功拉扯打磨成了「國姓爺」、「民族英雄」或「復國希望」，成為萬民景仰的神，卻也使得他失去了作為一個人的面貌。小說最後，朱和之老師虛構出一段幼時福松（鄭成功幼名）在離日帆船上，遙望母親和幼弟的景象。這些虛構出的過場情節縱使無史可據，卻也有其合理性，亦可對照《臺灣外記》所記：「（鄭成功）每夜必翹首東向，咨嗟太息，而望其母」。

朱和之老師認為，「虛構」與「非虛構」並不衝突，兩者間的關係反而更類似一種「互為表裡」，在採訪（非虛構）時的訓練，讓自己在寫作虛構作品時更加熟練；寫作虛構小說時所累積的技巧，也使得自身在報導上串聯素材的功力更加精進。回歸「虛構或非虛構」的議題，與其爭論文本的真實性，不如將重點放在所要書寫的對象：我們必須有足夠深入的了解，撇除造假、穿越等等「唬爛式」的虛構，設身處地的思考，以史料為骨幹，以虛構增添血肉，在不悖離事實的前提之下為文本增加情感的厚度，這就是文學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