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屆文藝寫作班秋季班-寫作進修班

輕輕敲打生活中的燧石：小說書寫的迷人火光

黃暐婷主講（2017.11.04）

「小說，我相信就是將經驗的浮渣轉變為語言的黃金。小說意味著撿起被世界遺棄路邊的垃圾，將它化為美好的事物。」──Jonathan Franzen《如何獨處》（How To Be Alone）

說到垃圾，一般人可能唯恐避之不及，但黃暐婷老師從考古學及人類學家William Rathje的「垃圾計畫」出發，不同的垃圾能反映出各自年代的差異性。有別於藝術品所反映的特定階級與審美，垃圾的意義是直接反映出一般大眾物質生活的真實面貌，黃暐婷認為，寫作就是捕捉這些「有點骯髒卻真實」的事物。美國小說家在自傳《失意錄》（Hand to Mouth）中，回憶自己年少時為了積累自身經驗而離開學院的舉動，為了糊口，他不得不從事各式各樣的工作，甚至包括許多粗重的勞動，這些經驗也成就了Paul Auster日後的寫作題材上可觀的廣度與深度。

「所謂故事，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這個世界的東西。真正的故事為了結合這邊和那邊，必須要有咒術性的洗禮。」──村上春樹《人造衛星情人》

伊藤潤二的漫畫《綿長的訣別》中，巧妙地以「殘像」的概念，塑造出另一種面對生死分離的可能。「這邊和那邊」所指的不只是生死，也可能是文學和其他領與的跨界結合：Ian McEwan《愛無可忍》（Enduring Love）中的跟蹤狂，其實是真實存在的克雷杭波症候群（Clérambault Syndrome，又稱情愛妄想症）患者，透過作者的巧妙的筆法，將一篇蒼白的病例報告轉化成探討人性的文學作品。黃暐婷以自身釣蝦經驗形容寫作的技術：「厲害的釣者能清楚分辨蝦子咬餌的扯動和水流震動的不同；寫作者所要追求的正是這種輕微的扯動，揀選最適合的餌料，垂下釣竿，讓讀者上鉤」。開創一個全新世界是困難的（創作和閱讀都是如此），若要引領讀者進入作者的世界，就需要能勾住讀者的設計， 可以是Jeffrey Eugenides《中性》二次出生的矛盾陳述、也可以是Orhan Pamuk《我的名字叫紅》死者獨白的懸疑、甚至是Philippe Claudel和主角自身無關卻又執意揭穿一切的《波戴克報告》。

「寫作或許有關黑暗，有關一種想要進入黑暗的欲望甚至強迫感，並且，幸運的話，可以照亮那黑暗，從中帶些什麼回到亮處。」──Margaret Atwood《與死者協商》（A Short Guide To Clausewitz On War）

黃暐婷老師規模的基因突變，否則難以寫出新穎的題材。在婚姻的的主題上，Gustave Flaubert《包法利夫人》已道盡婚姻生活的苦悶與出軌的刺激；川端康成《睡美人》則將老者對青春的迷戀表露無遺；更不用說Franz Kafka《變形記》中，主角存在的孤獨與絕望。」

二次世界大戰時，納粹德國犯下了不少罪刑，種族清洗、屠殺猶太人，甚至對囚犯進行不人道的人體實驗，德國在當時儼然就是代表「惡」的存在。在戰敗之後，除了少數在檯面上的掌權者受到軍事法庭的審判，其實還有許多小人物被迫背負這些罪名，電影《拆彈少年》就呈現出他們被忽略的面貌；Richard Flanagan《行過地獄之路》在戰俘營所目睹的「暴力的真實」；Jose Saramago《盲目》的隔離所中，失明使得眾人退化成動物一般野蠻，如同一則寓言，道出人性中最不堪一擊的脆弱與醜惡的慾望。

在課堂的最後，黃暐婷老師以Raymond Carver〈一件很小、很美的事〉為例，她認為，寫作是展示心碎的技術，也是挽救心碎的技術：「如同在黑暗中敲打火石，無從得知究竟何時、是否能成功敲擊出火光。一旦成功敲出火星，火星慢慢燃燒成火焰，就能照亮黑暗中那些模糊的臉孔，進而溫暖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