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屆文藝寫作班春季班-生命故事寫作班

自己的模樣

李屏瑤、陳(木百)青主講（2018.03.17）

李屏瑤老師將生命故事的寫作定義為「貼身衣物的洗滌方式」，要討論這樣私密的話題，就像是武術格鬥一般──我們當然可以在遠距離不懷罪惡感的開槍射擊，但越是費勁的貼身肉搏，越能拳拳到肉。

我們是如何從原生家庭的形塑轉而成為現在的模樣？每個人的成長階段決定了他日後觀看事情的角度，如同我們拍照時對於焦距與濾鏡的選擇。李屏瑤老師談到自身的閱讀經驗：白先勇《孽子》與杜修蘭的《逆女》書中，反覆暗示性向議題與罪的關係；邱妙津《鱷魚手記》討論的與生俱來的罪惡感、曹麗娟《童女之舞》中的提問：性別與性向可以是種選擇？從一齣齣悲劇到陳雪《人妻日記》的成熟圓滿，似乎意味著同志只要熬過高中大學那段日子，就能在四十歲時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李屏瑤老師在寫作《向光植物》時，就是希望能極力避免死亡與罪惡，補上這一段不被標籤化的另類成長風景。

Jeanette Winterson的半自傳小說《柳橙不是唯一的水果》中提到，作者出生於宗教立場強硬的家庭，小說書寫與閱讀是她自我追尋與整理的方式。小說中的主角最後和父母親最後幾乎走到和解的地步，但對於受限社會道德標準的東方寫作者來說，往往在親人離世後才敢將這一切釋出。李屏瑤老師轉述《永別書》作者張亦絢受訪時的話：「如果小說中的段落是刀刃的話，握著刀柄才能將刀刃打磨得更銳利。」刀刃必須與刀柄共存，如同小說書寫時必須設定自己的底線，張亦絢為自己設的寫作底線是「活下去」。

在採訪他人時，我們需要引導他人說出自己生命中最深沉之事；在我們提筆寫下自己的生命故事時，也需要同樣的過程──只是此刻不再有人提問，我們即是自己的訪問者。在第二段課程的一開始，陳青老師請學員在白紙上寫下自己的姓名，並解釋當初自己被命名的原因與過程。名字往往是我們生命故事的開端，我們可以透過探詢一個人的名字，切入他的生命故事與對於自我的解釋。名字的意義可能是父母、家族的期望與祝福，亦代表著他人對我們的想法；在呱呱墜地之時的我們如同一張白紙，而名字就是這張白紙上頭寫下的第一筆。如果每個人的生命是一座水壩，那生命中那些我們亟欲訴說的故事就是一個破口，用以引出那些暗藏的豐沛水流。

陳青老師也分享自己在菲律賓當替代役時，影響他決定成為一名寫作者的經歷：當時陳青老師住在整個東南亞最古老的唐人街上的飯店，每日都會有服務員進門更換毛巾、鋪床。有一天，回到飯店房間後，意外發現自己的床單上有一片血手印，聽到騷動的服務生卻神祕地向他們道賀，並收走了被染紅的床單。對陳青老師來說，這次插曲看似一個恐怖故事，但深入探查後才明白，一個血印與一句不明不白的「恭喜」，可能代表著當地歷史的殘酷樣貌。

在寫作時，平凡無奇的事件可以透過視角的選擇，有著不同的想像與風景，進而寫成完全不一樣的獨特故事。生命故事可以同時是一位寫作者的起點與終點，甚至是在聽到他人生命故事而以自身經歷進行理解、詮釋的過程中，所碰撞出的、新的火花。